最壞的打算-2010-05-15
在最近一個安全會議上，主持人詢問參與討論的傑出網絡安全領導人們：「他們的夢魘是什麼？」答案正如預期–一系列大規模攻擊：破壞我們的通訊基礎設施、電力網路、金融系統，並配合實際的物理攻擊。
直到當天下午我才得出我的答案，我的夢魘就是：「人們一直談論著他們的噩夢。」
有個必然的盲點會隨這種考慮最壞情況的思考方式(worst-case thinking)而來。由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延伸而來，這牽涉到想像出最壞的狀況，並把它當作真實狀況一樣來應付，如此，以想像取代了深思熟慮、以推測取代了風險分析、以恐懼取代了理性。這樣做促使人們感到無助和脆弱，而且會擴大社會癱瘓，使我們更容易受到恐怖主義的影響。
因為幾個原因，這種最壞情況思維一般而言並不是好的決策方式。首先，這種思考方式只會考量到損益分析方程式中的一邊，每個決策都有其成本與效益，有其風險跟報酬，藉由推測什麼可能出錯，然後表現的好像這很有可能發生一樣，最壞情況思維讓我們只聚焦在極端但不大可能發生的風險上，並且無法有效地評估後果。
其次，它建基於有缺陷的邏輯之上。它假設一項行為的支持者必須去證明這行為「可能」引發的最壞後果「不可能」發生。
第三，它可用於支持任何立場及其反面立場。如果我們建立一座核電廠，它可能會熔化；如果我們不建它，我們將面臨電力短缺和隨之而來的混亂。如果我們開放冰島附近火山灰地帶的航班，飛機可能會墜毀造成人們死亡；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捐贈者的器官可能無法準時送達做移植手術，那麼病人會死亡。如果我們不入侵伊拉克，海珊(Saddam Hussein)也許會使用他可能有的核武器；如果我們入侵，我們可能使得中東地區變得不安定，導致廣泛的暴力和死亡。
當然，並非所有的恐懼都是等價的，那些我們傾向於誇大的恐懼也較容易用最壞情況思維來將之合理化，因此，對於恐怖主義的恐懼勝過於隱私受到侵害的恐懼，或甚至勝於其他所有的恐懼；科學技術因為難以理解而令人心生畏懼；核子武器比一般的武器更恐怖；我們要不計代價去保護我們的孩童；任何破壞地球的行徑都是不好的。基本上任何聽起來像電影情節的恐懼，都可套用最壞情況思維來使之合理化。
第四點也是最後一點：最壞情況思維專門去檢驗我們所忽視的，不把焦點放在我們知道的，它聚焦於我們所不知道的或是那些我們想像得到的。
記得美國國防部長Donald Rumsfeld說過的話嗎?「我一向對尚未發生之事的有關報導感興趣，因為就像我們都知道的那樣：有些已知事物是眾所皆知的，我們知道我們知悉某些事情；有些未知事物也是眾所皆知的，我們知道哪些事情我們並不了解；但是還有一些未知事物是我們都沒發現的，那些是我們不知道我們不了解的事物。」 還有這句「未發現證據不代表證據不存在。」不知道本身並不是造成疑慮的原因，然而當你以想像去填充這些無知時，你就可以隨之起舞。
更糟的是，它會導致草率和危險的行為。你不能在事情發生造成危害之後才行動，所以你要試著在事情發生前阻止。最壞情況思維有可能導致危險上升，而不是讓我們更安全。
這其中的暗伏的危機在於，我們的社會不已再有能力去計算事情發生的機率，風險評估的價值不再，概率性思維(probabilistic thinking)已被可能性思維(possibilistic thinking)所取代：「既然我們無法知道什麼比較可能(likely)出錯，那我們就去考慮所有可能(possibly)出錯的狀況吧。」
最壞情況思維導致錯誤的決策，不良的系統設計，以及惡劣的安全性，這些我們都親身經歷過：當我們聽到美國的航空安全檢查及運輸安全管理局(TSA)騷擾93歲的老太太或者把國小一年級生趕下飛機也不覺得訝異，並置之一笑的時候。你不能太過小心！
事實上你有辦法做到，你可以拒絕飛行，因為飛機可能墜毀；你可以將你的孩子關在家裡，因為戶外可能會有戀童癖；你可以避開與別人的接觸，因為可能會受到傷害；史蒂芬‧霍金(Steven Hawking)要我們別試著去與外星人溝通，因為他們可能心懷不軌，而他會想要我們關閉所有地球上的電視節目廣播，因為這些無線廣播訊號會發送到外太空去嗎？要讓最壞情況思維顯得滑稽荒誕並不困難，在最極端的情形下，這是一種心理狀態。
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的社會學教授Frank Furedi指出「最壞情況思維鼓勵社會將恐懼視為主導原則，認為公眾、政府和機構應該將之當成組織他們生活的準則之一。它將不安制度化，並促進混亂氛圍與無力感的滋長。藉由散佈最糟狀況是常態的思想，它使人們在面對未來的廣泛威脅之時感到無能為力與脆弱。」
更糟的是，它在恐怖份子手中變成有力的工具，它創造出一群容易受恐嚇的民眾，即使是失敗的恐怖襲擊，例如聖誕節內衣炸彈和時代廣場的SUV炸彈，也會造成人們的恐慌。
當有人提出改變，他們的確有責任證明這個改變會讓現狀變得更好，但是以最壞情況思維看待世界會使得我們過度誇大那些稀少不尋常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並賦予這些鮮少發生的事件過多的真實性。
它並不真的是個原則，而是一種讓你原本就相信的事物更具說服力的把戲。它讓懶惰或者持有偏見的人們可以在不完全了解問題之前就提出看起來令人信服的論證。當人們不需要對反對意見提出辯駁之時，就沒有理由聽他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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